家谱演变

家谱犹如一个生命永恒的智者，从远古一路走来，古老而又维新，吟颂着生命的赞歌，演绎着百家姓氏的命运。考证家谱的前世今生，从甲骨文中古老的谱图刻痕，叩问洪荒岁月，到今天网络推广，家谱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上下几千年，中国家谱随着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断演变，从性质、群体、作用、体例、内容以及编纂与管理，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家谱伴随着文字诞生，首先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先秦时期家谱已成刍形，被记录在龟甲兽骨、金鼎、竹简上，承担了记录皇室（贵族）成员的责任。

周代实行世袭分封制，家谱辨昭穆分尊卑，成为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的依据，从皇室推行至贵族，扩大了家谱的适用范围。春秋时期受到百家争鸣的文化推动，士族开始兴修家谱，家谱才真正走入人们的视线。

周代家谱现在虽然亡佚迨尽，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关于家谱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东汉经学家桓谭对当时家谱表格述为“旁行邪上”。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秦汉时期，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宗法虽废，而家谱犹在，维护着封建纲常道德伦礼。汉代时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族谱文化也流传到全国各地。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家谱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重视门第高下,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除了达官显贵自修的单姓家谱，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还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称为百家谱，即官修家谱，汇总了众多的士族门阀世系，堪为当时中国姓氏最完整的总谱。

单姓族谱，士族门阀每姓每族一本。以名人事迹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做为士族之间门当户对的婚姻凭籍。官修家谱名“簿状家谱”，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等等。这种官撰的家谱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罗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记载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家谱。

魏晋之初，社会潮流推动，加上当时的入仕之法从侧重品德的察举制演变成侧重家世的九品中正制，家谱与政治彻底联结在一起，此时成为其历史作用的巅峰时期。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家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家谱，而且声势很大。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于贞观初年、武则天当政、中宗复位时分别修撰了《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数部大型谱牒著作。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家谱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家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争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化为灰烬，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原来大都出身贫寒，他们并不愿意提起自己的先祖，所以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弄不清楚了。

从宋朝开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开始了家谱的民间私修。

自宋至元，从公元960年至1368年，大约经历了300年。这一时期家谱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编修家谱的宗旨由原来的“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明确地把修谱的目的定在记载家族历史的范围之内；二是编修形式由原来的官修变为了私修。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官修家谱自此废绝，取之以代的是蓬勃兴起的民间修谱；三是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家谱体例出现了由欧阳修创立的欧式谱图之法和苏洵创立的苏式谱图之法，这种新型的“欧苏五世法”统一了各地修谱的方法，成为天下家谱的定型谱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家谱的全面发展；四是家谱的内容由原来的简单图列式变为有谱图、有世传，内容更加丰富；五是续修的时间更短更频繁，形成了“三代不修谱，是为不孝”的理论和出现了“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规定。

元代族谱是继续在宋代族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后接明清族谱。元代族谱形式更为多样，除纸质形式外，刻石修谱也在元代蔚然成风。元代著名学者柳贯就曾说过：“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则国之治乱兴亡，不可得而见，志不纂，则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处不可得而见。然郡、邑之与国、家一理也。”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说明家谱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性。

 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

自清初至民国，从公元1644年至1949年，大约经历了300年。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全民修谱。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廷重新颁布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号召天下官吏百姓：“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意在提倡修谱。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清廷又颁布《上谕十六条》，其中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穆”，进一步明确提倡“尊祖敬宗”。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亲自为文解释《上谕十六条》，成为万言《圣谕广训》，颁布天下，提出“修族谱以联疏远”，号召全国修谱。正是由于政府甚至帝王的高度重视，全国各个民族、各个姓氏都兴修家谱，中国家谱出现了“家之有庙，族之有谱”的重新兴盛的局面，家谱普及到了各个地方、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家谱、宗谱、族谱、房谱、支谱、联宗谱、统宗谱、会通谱、大通谱等形式多样的家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由于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国谱学销声匿迹，民间原有家谱几乎毁坏殆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了修谱活动。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颁发文件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更加明确了家谱的重要作用。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极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教制度及地方资料。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目前由南向北，从东向西，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互联网时代新修家谱，体例创新，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多彩，概揽家族古今大全，成为家族的百科全书。